这种安排意在使法官在产生之后能具有不受制于派别、利益集团、社群之外，以超越于政治意识形态、宗教等冲突的观念之外的真正的洞见、智识来行使职务。
[26]国民公共参与的深度与广度是衡量一国法治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。[22]近现代史已证明了这一理念。
[12]尊重他人自由与权利（力），审慎行使权利（力）与自由，充分履行义务与责任。[⑤]参见【法】卡斯代尔·布舒奇：《〈法义〉导读》，谭立铸译，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73页。共同的认同感有助于维持信任与团结，这是公民主动积极参与民主决策过程，心悦诚服接受民主决策结果，心甘情愿承担法律责任义务的前提条件。[28]经过刻苦修炼，终成演讲辩论大师的西方政治家，举不胜举。后来，维柯更绝对地认为，吾人的知识之真正目标并非对于自然的知识，而是对吾人自身之知识，人类所能真正理解体会的，并不是事物之本性（die Wesenheit der Dinge），因为事物是永远无法为人类所穷尽的。
因此，国民对于法律的信仰是法律生命得以延续的基础，法律必须被信仰，否则它将形同虚设。在逻辑上，如果说人格教育则重于人的个体性，培养独立自由的个体人格，那么道德教育侧重于人的社会性，培育国民正确处理个人与法律、个人与他人等社会关系的能力。基于现代法治运行的需要，应该着力培养国民如下公共参与技能：（1）以演讲、辩论为核心的口头表达技能。
二、法治国家对学校公民道德教育的诉求在法治的观念下，法律不仅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，而且是立国之本，因此逻辑上法律先于国家，可简约表达为法?国家，这是立宪主义的根本思想。民主政治是众多人相互协商、妥协的过程。政治教育的核心问题是世界观教育。【德】约恩·吕森：《历史思考的新途径》，綦甲福、来炯译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11页。
基于此，西方现代教育实现了博雅教育向职业技术教育的转型（甚至有遗弃博雅教育之危险），彻底走向了工具理性。对文章内容，要求学生发表即兴演讲，其他学生点评。
在此基础上，正视中国政治制度的历史正当性。（2）未能明确各种法律制度在法律普及中的地位，从而有针对性地普及。这表面上公信力之危机，本质上是信仰危机。（3）建立学习小组，举办圆桌会议，让学生就特定问题进行讨论，形成完整意见。
六、法治国家对学校公民法律常识教育的诉求在法治国家中，法律是一切社会主体的基本行为准则，形式意义上的法治就是公民守法，而公民守法的前提条件是公民知法。另外，当新法颁布时，各单位都会组织学习。就笔者观察，许多大学生在正式场合（如课堂上）口头表达能力极差，书面表达能力甚至不如高中时候的水平，有人毕业论文都是在网上抄袭。结 语治国家建设在微观层面上可解读为公民教育，因此公民教育应该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。
现代中国普及法律知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（1）了解中国政治制度。当下国情既是民族建设的直接出发点，也是民族建设的完善对象，因此要让国民了解我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现状以及主要问题。
因此，必须培育国民的沟通能力。可以说，民族国家的强大与繁荣直接关涉到民主政治的实践，弱国无法治。
共同的认同感有助于维持信任与团结，这是公民主动积极参与民主决策过程，心悦诚服接受民主决策结果，心甘情愿承担法律责任义务的前提条件。梁成意，法学博士，华东交通大学副人文学院副教授、副院长。[29]参见【美】列奥·施特劳斯：《自然权利与历史》（列奥·施特劳斯政治哲学选刊导言），彭刚译，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，第80页。这种逻辑显示，建设现代法治国家，必先进行法律制度建设，[⑧]进行法制建设必先进行道德重塑。演讲表达观点，辩论让各种观点交锋，国民在此基础上辨析观点，因此笔者认为辩（论）与辨（析）是民主的根本手段。关于书面表达艺术，柏拉图-亚里士多德式的政治哲学，强调隐微修辞，反对俗白说教，[29]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。
[11]有一次在课堂将布什诉戈尔 案，有学生问我：联邦最高法院判决正确吗？我反问道：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不正确，谁的判决正确？从这个事件我们对法治缺乏信仰。[19]史学家认为：人们为了生存的需要，必须对他们的世界、对他们自身以及与之生活在一起的其他人进行诠释。
有了言论自由，演讲、辩论就自然产生了。综上所述，道德、法律、国家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可化约为道德?法律?国家。
个人是法治国家活的细胞，建设法治国家必须塑造自由、平等、理性的人格。[20]值得警惕的是，许多大学老师仅停留在知识传授层面上讲授马列主义、近现代史等课程，缺乏培养学生民族认同感的价值追求，这既有违公民教育的价值取向，也有违历史国情教育的根本追求。
（3）掌握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规范。[22]【美】魏因伯格：《科学、信仰与政治——弗兰西斯·培根与现代世界的乌托邦根源》，三联书店2008年版，第2 页。只有这样，课堂教学改变一言堂的局面，形成百家争鸣的氛围。人是科学技术的创造者，法治国家必须培养公民科学素养。
于是，政治机制就转化为教育机制。西方世界经历了几次工业革命，生产了大量商品，使人免于匮乏与饥饿，进而有余力追求人的尊严（笔者认为民主政治是使人有尊严的政治）。
但由于中国现代转型道德的特殊性，启蒙总是与民族救亡纠葛在一起，并以后者为主导，道德先于法律的逻辑体现的并不明显，但这并不代表这一逻辑不存在。培养独立人格，塑造国民的道德观，型构国民的世界观，培育国民的民族观，传授科学知识，普及法律常识，训练国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技能，是法治国家对公民教育的八大诉求。
人类所能真正理解的，乃是他自己的构作的结构与特色。因此，国家治理必须培育公民道德，它是形成和维持正义国家，特别是国家福祉之条件。
获得国家意识不外乎是兑现道德的国家理想，时刻准备着，用自己的行为参与发展现有国家，使其向着道德的国家理想迈进。现行宪法明确规定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。[17]汪晖、陈燕谷主编：《文化与公共性》，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，第 489页。学校作为传授与创新科学技术知识的阵地，必须建立创新的制度与措施，培育创新学术氛围，培养具有自由之精神、独立之人格的人才。
这种义务必须、也有必要是道德性的。[23]思想道德教育与科学技术教育共同构成了我国宪法中的精神文明。
另外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，必须理解国际环境及其对中国的影响。民主社会不是一言堂，而是各种不同声音、意见的大市场，各种观点在市场中相互竞争，从而鉴别真知，获得真理，制定正确地的法律与政策。
[14]参见【德】凯尔森：《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》，沈宗灵译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203页。笔者以为现代教育应该是立足于专业知识（以专业知识启发、训练学生的思维，最后透过知识培养一种心性与心智，这就是笔者所倡导的知育、智育、德育三位一体的教育观。
